往事追忆3:夜晚邻家男讲梅花党（往事追忆录在线阅读）

往事追忆3：夜晚邻家男讲梅花党

龚 陆 林

“文革”中，上海一度难得地出现了养金丝鸟、置金鱼缸的“盛况”。我们家居住在长乐路尾端，接近华山路，有一个小店面，一个老头就整天“提溜”着金丝鸟笼，被我们称为“金雀老头”。

隔壁邻居张家，有年轻两夫妇，女主人很漂亮，在淮海中路常熟路一家大型食品店当售货员。还有一个老母亲，一双儿女（红卫、妹妹头）。他们家就花了许多钱，置了一口很大的金鱼缸，男主人张连兴好几次领我进他家，观赏他养的黑玛丽、热带鱼等五颜六色的金鱼。后来，大鱼缸破裂，水撒了一地，使我顿时明白了什么叫“水漫金山”。

我们所搬入的新居总共住着12户人家。早晨，院子里有我们的“向阳院”，一度叫做“小小班”，大家聚在一起做作业；还有“小不点”拿着红缨枪，窗户还一度贴上了“米字格”——“战备”的需要。

下午，女孩子有跳橡皮筋的、有“抓石子”的、有“翻花绳”的、有“跳房子”的；男孩子有“斗鸡”的、玩“刮片”的、“盯橄榄核”的、“打陀螺”的、“打象棋”的、搜罗树叶作为“标本”的。我就搜罗了满满的一本树叶标本；但没想到，树叶是阴湿的，夹在书本里，书页会起皱。

长大一点了，我们的游戏不再是“伴年家家”，而是有点户外运动的色彩了。我喜欢上了“滚铁环”，而这种“游戏”被认为是“野蛮小巨”（沪语：野孩子）玩的。还喜欢坐“刨冰车”（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写）——一种自制的木板加轮子的推车。

还有一种绝少玩的游戏，就是在下乡的时候，或者野营拉练的时候，面对一条河，手拿一块小石子，侧身把石子飞向河中央，这个叫“打水漂”。“打水漂”被誉为“70年代最优美的弧线”。

后来，大概进入了80年代，又流行了一种较为高雅的“丢手绢”游戏。“丢手绢”还有一些旁人不能体味的欢娱：一帮人围坐在一起，只盯着一个孩子满场子跑，他手里拿着花手绢儿，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丢给谁，而往往看不见他丢给自己，这象征着生活的隐秘和未知；而你稍微一疏忽，你便会输，但遇上你喜欢的人，又会暗暗地盼着他能把手绢儿丢给你，在这样的忐忑矛盾中，游戏也被推向了高潮。“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这首《丢手绢》，时不时会勾起了许多回忆。不过，那时我已经长大，主要是看着孩子们玩，偶尔利用教学间隙和孩子们一起欢乐一场。

搬到长乐路以后的我们，还继续玩陆战棋。下陆战棋，我算是高手。我们自家孩子也玩，每次输赢一分钱。有一次跟林华对玩，连下了他好几盘，直把他“打”得叫屈，不肯付钱。

我们楼上的陶根生很有亲和力。有一次，他带领院子里一大帮孩子，到乌鲁木齐南路的“三角地花园”玩耍。大家围着四周的竹栅栏，猫着腰快速前行。突然，前面有一根铁丝，横隔着树枝与栅栏，估计是人家晾晒衣服用的，我只顾低头“前进”，一头闯过去，身子被“截”了个“底朝天”。

由于这次活动实在太带劲了，以后还盼望着有第二次、第三次；但直至长大成人，却没有进一步“动静”。

那年（估计1969年）11月29日，是阿尔巴尼亚国庆节，我还与根生去静安区工人文化馆看了一场阿尔巴尼亚电影，名字忘记了。后来根生就在803弄堂原华山路第二小学对面开了一家烟纸店。有一年，我到华山医院看病，还“上门”去看了他一次。

到了晚上，隔壁家的茅毛经常给我们讲《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无头将军》，还有“文革”中“梅花党”的故事。其中，“梅花党”的故事最为诡异：“1965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里，号称我国‘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三镇，余热未消。站在雄伟壮观的武汉长江大桥上，扑面而来的江风，清爽凉快，十分惬意。将近子夜，喧闹了一天的城市渐渐进入梦乡，天上的点点繁星与江上的团团灯火也慢慢被雾气笼罩；可有谁能想到，在这月暗星疏的夜晚，暗流正在涌动，危险正在逼近！”我一直很佩服茅毛的口才，讲者兴致越来越高，听众“小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收缩”，最后大家一哄而散，“躲回”家里边去了。

那时，真的很辛苦。平时没得洗澡，一年只是春节前去一次公共浴室。每次脱下长裤，从膝盖到大腿，积了厚厚的一层“老铿”（泥垢）；且每次洗澡，都要昏倒在浴室里。然后，被服务员一盆凉水浇下身子，才得以苏醒。所以，日后看到蒸桑拿浴很怕，绝不敢尝试第二次。

夏天，我们就在院子的水龙头下冲个凉。晚上睡觉，蚊子叮咬，又买不起蚊香。直到蚊子把自己咬醒，才夜半起床，到花园里透透气，再睡。

小时候，没有见过火车。有一次，约好隔壁邻居孙强福（人送外号“白和尚”，后进入上海师大政教系），查好上海地图，找到了离我们家最近的铁路线（好像是凯旋路）。到了那里，我们就斜躺在铁路桥的钢架上，看着呼啸的列车一辆辆、一节节从不到咫尺的身旁掠过。那列车卷起的一阵阵风是如此的清新，好不惬意！

我还喜欢收藏糖纸（糖标），糖纸（糖标），糖纸与童年是连在一起的。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吃糖；而吃了糖之后，糖纸都舍不得扔掉，会把它们收集起来。还有，糖纸的“来路”只能四处去讨。好不容易把它们弄回来，却不能直接夹进书里，必须清洗一遍，把上面的残渣、黏(nián)性物质去除，然后再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但有些糖纸印制粗糙，经水一洗，竟然把商标等全部洗掉了，纯粹是一张塑料纸。大多数糖纸浸在水里，泡一会儿，然后把它们一张一张贴在烧好的饭锅上“烫平”，再把它们夹进书本里，积攒就越来越多。

当时，大一点的糖果厂家都有自己的画师，每种糖果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外套”。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糖纸的图案、印刷，乃至纸张的质地都算不得精良；但在那个时代，已经算得上精美有趣，而且便于保存的了，基本不花钱就能满足小朋友的收藏。

“文革”中另一大社会性爱好是自己装“矿石机”，它是半导体收音机的前身，装配最简单。后来发展到两极管、三极管、四级管，自己焊接线路板。我那时就经常到静安寺愚园路拐角的那里店，采购零配件——电阻、电容器等等。“矿石机”只要线路两端连起来，就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也是当时的一大记忆。50年代的中国，“四害”中包括麻雀。1955年，有农民向毛泽东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不久便有了决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这只小小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它会被人类列为“害人鸟”而遭到几亿人的围剿。

1960年3月，毛泽东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除四害”，什么手段都用上了，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又比如，挨家挨户发放“敌敌畏”+手纸，隔三差五地烟熏蚊虫。烟熏之前必须把全部锅碗瓢盆和上档服装搬离家中，好在那时候值钱的东西寥寥无几。

大哥有一“铁杆”好友，因游泳淹死了两个小孩，“发配”新疆。回沪探亲后，对我们说，新疆每人每天就一脸盆用水，刷牙、洗脸、饮用全包括。自此，新疆人“一盆水”的故事影响了我一生。在农场、在学校、在家里，到底是勤搓毛巾“浪费”水，还是“节约”用水少搓毛巾，成了我一生的“拷问”；可是，夏天不勤搓毛巾，毛巾就会发粘。那么，到底是“废弃”一条毛巾“划算”呢，还是“流失”大量清水“值得”呢？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