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的散文
曾经读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多遍，每读每新。为此，某年去北京的时候，一个人在地坛里转悠了一下午。后来北上京城，又多次去地坛漫游，满园的树，斑驳的影子，时间仿佛静止。《我与地坛》第一句话便是：“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务虚笔记》与他的名篇《我与地坛》相仿佛，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随笔。文字着重的还是对生与死的琢磨。借动物的繁殖、植物的生死，童年经验、革命和叛变、爱情、伦理等来思考虚无。笔触所带的是作者史铁生后来写作的宗旨——对形而上的思与想。 《务虚笔记》的开篇如是写道：“在我所余的生命中可能再也碰不见那两个孩子了。我想那两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永远不会想到，在他们偶然的一次玩耍之后，他们正被一个人写进一本书中，他们正在成为一本书的开端。他们不会记得我了。”接下来的秋夜、古园、幽径、树香，乃是史铁生一贯的善意与温和。近似于记忆的片断与感伤的怀旧，生命在史铁生的笔下变得清晰可触，然而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宿命，弥散在字里行间。因为残疾，史铁生对生命的凝注往往比常人多了一份难得的宽容，对习以为常的细节做了娓娓的叙述。作者写到“生日”，写生命自我意识对客观生日的确认，文字善意、美妙，充满哲思。“落叶飘零的夜晚，游人差不多散尽的时候，我独自到那座古园里去，走过幽静的小路，走进杨柏杂陈的树林，走到那座古祭坛的近旁。”这是《务虚笔记》最后一章的开始，仿佛又回到原初，结束或开始，史铁生的终极追问并没有答案。而我们在现代性的世界里彷徨，无处寻找家园，惟有那黑暗的虚无，遁入时间的长河，不知所以。
苇岸的散文
作为散文，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体现了作者对生命及植物的敬畏与热爱，他的视角不在那些宏大叙事的上面，而是关于节气、植物、鸟与动物，带着个人的体温书写了大自然的多个切面。文字优美，娓娓道来。《大地上的事情》（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一书分为四辑：大地上的事情，一九九八廿四节气，去看白桦林，苇岸日记选。其中大地上的事情与去看白桦林两辑内容较好，书写了一个热爱自然的人对大地的第一手印象。那些卑微的麻雀，胡蜂，蚂蚁，燕子，还有大地上的麦子，树木，以及四季的节气都在作者的笔墨关注之下，以明朗的文字记录下来，呈现自然的原初之心。在苇岸的内心，始终有着大自然的伦理约束。读苇岸的散文，很明显可以看出梭罗、普里什文的影子，亦承继了自然人文的传统与简约明亮的风格。他写节气立春，有个句子让我印象深刻，苇岸说：“立春还不是春天本身，就像一个刚刚投诚的士兵仍穿着旧部褪色的军装。”昔年曾读过另一个版本，内容大体相同。这次再读，倒是另有想法。就像当年刘亮程的乡村散文一样，总是琢磨着对城市的批判，对农村农民无原则的赞美，很多写乡村散文的作者皆是如此。苇岸的散文相对来说，分寸掌握的好一些，没有太过，有一种节制之美。我理解以乡村印照城市来展开叙述的书写，但我们并不能逃避现代性，生死病苦，花开花落，季节轮换，皆是天道。乡村与城市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好与坏皆在其中。不过，在阅读的过程里，我还是感受到作者苇岸那颗亲近自然的心，《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被誉为一个“富有爱心的人”，此语苇岸先生足以当之。苇岸走的很早，他自己似乎也有预感。他曾经说过：“数年前我就预感到我不是一个适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甚至生活在二十世纪也是个错误。我非常热爱农业文明，而对工业文明的存在和进程一直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海子、骆一禾与苇岸都对农耕文明抱以一种敬畏的仪式感，他们都走的很早。不过文明始终会有蜕变，现代性如约而至。无论是荒原抑或天堂，此世的我们必须承受。这，同样也是大地上的事情。
王佐良的散文
昔
年读王佐良先生之《风格和风格的背后》一书，对其文字大为倾倒。漂亮平易，见解亦通脱可观。此番读他的《中楼集》（辽宁教育出版社），又睹其文字风采。王佐良先生乃是英国文学的资深研究者，亦是著名翻译家，所著《英国诗史》，见识不凡，文字也是令人惊艳。读他的作品，很让我想起之前读杨周翰先生的文章，仿佛近似。《中楼集》谈英国小说，谈作为散文家的罗素，谈威尔逊的书信，谈牛津随笔选，谈密尔顿，谈拜伦，谈西方新文论，谈穆旦，谈周珏良，皆能在妥帖的叙述里透散出典雅的笔墨。谈小说，虽寥寥数语，却让人记忆深刻。譬如他说“司各特不取巧，一切写实。一个旧式小说家，然而却给了我们以新式小说家所无的愉快”。“奥斯丁的最大特色在于爽脆”。王佐良先生精通英语，熟知英国文学，其文字明显有英国随笔的风味，而这一切又在他的理性照耀之下，娓娓道来，如沐春风。王佐良的散文，可以说脱离了传统的中国路数，而与英国随笔有不可分割之缘。即便像《心智的风景线》这样的行旅文字，亦是带着文化的印痕，书写着难以割断的随笔味道。至于写英国大诗人密尔顿，文辞优美，见解卓异：“密尔顿则把清教主义注入了人文主义，使之更纯净，更崇高，更有利于灵魂的改造。伊甸园与人民共和国并存于他的胸海之中，而且常常重叠而成一个景象。把这一景象给他的痛苦和欢乐写进作品，使我们后世的读者也震撼而又雀跃，这是他的伟大的一端。”像王佐良这样的散文，看似雍容自然，其实需要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底子与自我的写作天份。这与王佐良翻译家的身份自然密切相关，然而并非所有的翻译家都能写出优美的随笔。有时候，天份决定了最耀眼的那部分。
黄裳的散文
最早知道黄裳，是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他的书话文字。1984年秋，在南京大厂购得《金陵五记》，这是我买的黄裳第一本书。此书装帧颇佳，为傅小石（傅抱石次子）设计的，封面题字则是黄苗子。里面的大部分篇什是我所喜欢的，不过其人却有点装腔作势。譬如他去老虎桥边看知堂，先把汉奸周作人冷嘲热讽了一番，接下来却向知堂索诗：“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知堂人在狱中，自是老实，写了。黄裳读了之后，居然“只觉得这个老人愈益丑恶而已。”黄裳对汉奸深恶痛绝，然而自己又为汉奸杂志写稿子，事后辩称“从敌人手里抢得一点路费是一件惊险和好玩的事。”他的《榆下说书》《榆下杂说》等作品谈书论人，委婉可诵。文字极其漂亮，令人激赏，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知人论世而非陋知人心。然而黄裳先生所谈到的古书的魅力，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想象了。或许我们在梦中才能与“宋元抄本”、“明清刻本”相逢了。这本书里的文章几乎篇篇都好，至于“清刻之美”一篇记经目所见的清代书籍之佳者，谈版刻、谈字体、淡纸张墨彩及行距排版等等，评头品足、眉飞色舞，书趣盎然。另一路的风景游记，亦是可读。不过他的游记并非只是旅游风景，而是“山川、历史、人物”。《一市秋茶》既是如此，写金陵，写成都，写苏州，写安徽，写陕西，写浙江，在风景之余往往把笔墨放在历史烟云之上，注意的是碑刻、古迹，写来别具沧桑之感。其视域既雄放阔大，又注重历史细节，深情冷眼，文简质腴，构建了一个极具魅力、巍然可观的“人文风景”；邵燕祥称黄裳为真正“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诚如其言也。据黄裳自称，其文模仿鲁迅，然却得知堂风味。不过他早年倒是很推崇周作人，譬如在《古今》上发表的《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和《读〈药堂语录〉》，后来一直对周作人痛诋不止，不知为何。钱锺书曾在书信里对黄裳有如此评价：“深得苦茶庵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智过其师”，难道黄裳真的超越周作人了，还是钱氏一贯的暗讽呢。书评人止庵有文论当代的几位书话名家，其云：“以二十世纪几位书话大家而论，周作人的《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乃至后人编进《知堂书话》的许多文章，大多系读书记，见识之高，同时或后来作者实难望其项背；郑振铎、唐弢、黄裳等，则是得书记比读书记写得好。”止庵与友通信时对黄裳也有所评价：“他的书说实话我只觉得两本好，即《清代版刻一隅》和《来燕榭题跋》，其余都不大以为然，有时甚至有点儿反感。一是思想上往往很左，一是文字上常常抒情。”
王小波的散文
诗人臧克家有句话说的很好，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人死了，还活着”式的人物，虽然他自己未必愿意充当这样的人物标本，可毕竟由不得他了，死者没有发言权，只有苟活者在此喋喋不休。王小波是一个聪明睿智的人，是一个能读懂生活的人，是一个有着抗争精神的人，看他的书我能感觉的到。读过王小波作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他的作品有两大明显特征，一是自由性，二是理性，一以贯之，从生到死。他的思想开满了奇异的花朵，把花香弥漫在沉闷的文学世界里，让我们呼吸到特立独行的自由气息，让我们感受到思维的乐趣。在他生前，他说自己“就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在他死后，却以他的文字让我们“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收获到黑色的幽默。”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王小波的随笔，自由随意，常常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叙述常识的思想。我开始把他当作我精神上的启蒙者。这没什么奇怪的：经过好多年挺没意思的生活后，忽然有人告诉我说，生活最重要的是“有趣”，这声音要不让人震惊一下才是有鬼。在我从小的教育里，生活就不是为了有趣而准备的。生活可能会是艰苦的、奋斗的、做螺丝钉的、抗日的、爱国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就是没人告诉我，生活应该是有趣的。王小波的文字，看似波澜不惊，其实隐隐构成时代在言说和阅读中的一种原推动力。王小波还有另有一重重要的文化神学价值，就是他在思想中体现出的浓厚的英美经验主义理性。他思想随笔中的杰出篇章，都不是论述性而是叙述性的，其中的理性色彩充分体现了经验主义的精髓，从而近乎完美的将文学性和思想性的写作结合在一起。并充满了对欧陆思想哲人王传统和抽象逻辑的深度怀疑。如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甚至王小波还引导了后来者的写作风尚，把有趣与理性摊放在新千年的文学写作之中。就象他自己最喜欢说的：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罗素语）。王小波曾经以沉默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那当然也是一种抵抗。但后来看到大部分人都在装傻，于是也就顾不得珍惜自己的清白，开始对文化、伦理、艺术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外国人要是以为中国人都在说“不”，把我们当傻子看待，“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低调，内敛，绵里藏针。以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说话，清通流畅。这或许便是王小波散文的价值吧。
汪曾祺的散文
中国文人一向有书画诗文双美者，论及汪曾祺，亦有人说他的散文比小说好。其实汪曾祺的小说与散文本来就不分家，惟视角不同而已。其散文多以平凡人生与草木饮食为主，譬如《人间草木》系列——人间草木、世间风物、行者无疆、记忆的味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汪朗的序《人间送小温》，深情款款，别具风致。对老头儿（汪曾祺）的评说，平实冷静，不拔高，不粉饰，颇有可读性。读《人间草木》一书，仿佛小楼一夜听春雨，在世俗的烟火里锻造人生。看汪曾祺写芋头：“长出了几片碧绿肥厚的大叶子，在微风里高高兴兴地摇曳着。”写秋海棠：“我每看到秋海棠，总要想起我的母亲。”写爬山虎：“沿街的爬山虎红了，北京的秋意浓了。”写腊梅花：“满树繁花，黄灿灿地吐向冬日的晴空，那样地热热闹闹，而又那样地安安静静。”草木无情，但作者饱含深情，旁及人事。在那些草木文字的背后，其实隐隐约约还带有作者冷眼阅世的苍凉。汪曾祺为人，一向如稚子野童，意气少年，这真是夫子自况仍是老饕面目，年届古稀却犹存赤子之心。故而他的散文心随意走，毫无拘束。至于《旅食集》，一本关于旅行和食物的散文集子，赏玩汪老笔下的行与吃，文人话语再度复活。汪曾祺的文风像是小幅的水墨画，而且是文人画，没有浓墨重彩的，句子平淡中和，可是又饶有风趣。细嚼慢咽，味道自出。这等笔墨，年轻人写不出来，非要年老的心境，方能平淡如此。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即指此也。汪曾祺的闲淡从容，有着饱经沧桑之后的平静。不讲究豪言壮语与宏大叙事，而是花鸟虫鱼、乡间风物。谈吃，谈植物，谈小说，谈写作，皆能言之有物，娓娓道来。既有常识思想，又有苦涩的笔墨夹杂其中，贯穿的是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读之令人赏心悦目。所谓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李陀有篇长文，评价汪曾祺使中国文坛摆脱了“毛话语”，是中国散文和白话小说的承前启后者。他的文字，不说有道家气吧，起码有地气。不随波逐流，不为大时代所裹挟，反而能在风雨之后，以其平淡自然的风格为我们所喜爱。那些紧跟时代潮流的文字，在另一个时代里，湮灭无影。
林贤治的散文
一向喜欢林贤治的文字，他的书大多读过。譬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从内容上来说，大致可分为五类，譬如出版史、文学史论、鲁迅论、作家论、编书自序等。分类虽有，但总体意思依旧一以贯之，就是自由的写作如何成为可能。林贤治喜爱鲁迅，其文字也有鲁迅的风格，朴实简练。他是真心热爱鲁迅的，爱屋及乌，对鲁迅心仪的版画家珂勒惠支也是有着深深的喜爱。有一篇“旷代的忧伤”，写的就是珂勒惠支，寄托了作者的哀思。其他作家，很少为珂勒惠支专门撰文的。林贤治热爱鲁迅，其文字风格也是类似的承袭，如老吏断狱，有一种泥土的厚重感。不过过分偏爱，便对鲁迅的“对立面”如胡适等人不抱好感，居然说出“被尊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不就是一个廷臣吗？”话说得轻薄，而且没有道理。鲁迅与胡适其实是硬币的两面，合之双美，分之双伤。林贤治对底层的关注是值得钦佩的，这与他在农村生活多年大概有些关系。他几乎本能地反对城市，反对强权，而对弱势者的文学报以同情与喜爱。他所关注的文学，未必是时代的全貌，毕竟给世人留下了一份私人的阅读记录，弥足珍贵。因为热爱鲁迅，林贤治还写了《鲁迅传》与《鲁迅的最后十年》。不过上海批评家王晓渔认为：“《鲁迅的最后十年》中最有价值的是‘引文’而不是‘正文’。鲁迅的文字比关于鲁迅的文字更精彩，可惜前者经常被后者断章取义。”林贤治最为厚重扎实的文章，或者属于两篇长文《中国新诗五十年》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前者论新诗，后者论散文。但其角度，讲究的还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他的立论扎根于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赞美关注现实、歌唱自由的诗篇。然而，所谓自由，其实正代表了多元化的创作风格，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甚至下半身写作，我觉得都是某种诗歌艺术的探索，纵然有所过分或过度，毕竟不宜一棍子打死。诗人海子曾经写过：“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有时候，放弃对现实、对自由的关注，未必不是另一种方式的关注。
刘小枫的散文
第一次接触刘小枫的作品，是那册《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之前在《读书》上读过他以默默为名所发的西方神学一瞥系列。《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当时读了，内心大受震撼，仿佛自己所有的经验、知识都被它贯穿起来，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主要是讨论了20世纪最重要的几位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的思想，如俄国的舍斯托夫、瑞士的卡尔·巴特、德国的舍勒·布尔特曼、朋霍费尔、默茨、海德格尔、卡尔·拉纳、莫尔特曼、瑞士的汉斯·昆、巴尔塔萨、法国的薇依、美国的尼布尔等。但作者以智慧理性与优美文辞的结合，让这一系列随笔熠熠闪光，照亮了上帝未曾顾及的中土。由于汉语思想界对上帝隔膜已久，对神学的认识更是乏善可陈，刘小枫细心梳理了西方思想的两大根基，认为在西方思想中，最终的至高真理有两个：一个是形而上学的理性的至高真理，一个是创造了人并赐福于人的神圣天主的真理。前一种真理是从明证的理性中去寻求，后一种真理则是从“不幸“中去寻求，更进一步说，前一种真理来自雅典智者的惊讶，后一种真理则源于圣经中的先知们睁着眼站在存在的不幸前面向创世主求告时的眼泪。由于汉语思想界在谈论西方文化时，仅强调希腊理性即雅典精神，对西方文化的另一半犹太宗教即耶路撒冷精神不知其实，由此产生了许多误解、曲解。于是刘小枫转向神学便成为一种事件，学界朋友有“误入歧途”之叹。然而我以为刘小枫与基督教的结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种无根基的生存论困境，他是要从这无根的时代里寻出生存之根来。生存艰难，生命从本体上来看就是受难，在生与死的两极人要仰受“上帝“圣恩即信仰的滋润，充满圣爱--在无奈的人生中活出灵的精彩。至于《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想必是刘小枫最通俗的一本书，但大家小品，仍然流露出作者的深刻之思。譬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怕与爱：重温《金蔷薇》”、“记恋冬妮娅”、“空山有人迹”等篇，不但文字优美，而且见识卓异，很能启发读者之思。按林贤治的说法即是：这些短文，或涉及文学中的故事和人物，或牵系过往的生活记忆，极富才情。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别开生面，探讨了汉语文学的普世性。“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一文则把目光聚焦再无根的话语。本土为根，流亡异国他乡，即为无根。作者点出“流亡话语是人之文化的原生现象，流亡是人的存在的一个生存论现象，流亡文化不过是其表达形式”。刘小枫的学者散文，在思想锋芒的骨子里，杂有文辞优美的道德情感之书写，故而能够进入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听到十字架上的真。可以说，刘小枫的一切文字，皆是在寻求个体性思想信念的安顿。至于结缘与否，惟个人选择而已。
胡河清的散文
能够将文学评论写成如诗如梦的散文，惟有已逝的上海学人胡河清。他的评论集《灵地的缅想》是一位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学者对当代文学的一次批判与反思，当然更多一份深情的关注。书里的自序一文，置于现代散文名篇之林可谓毫无愧色。正如作者所写到的那样：“望着在水中缓缓而行的明月，我终于作出了平生最困难的决定：将来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职业。”胡河清的“作家论”，看似随意的抒情文字，却蕴涵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的功底。胡河清对西方文艺理论显然极为熟悉，但所写的“作家论”却极少西方理论的直接引用，而是融盐入水，挥洒自如。看看他写下的作家论吧，譬如洪峰、马原、史铁生、贾平凹、汪曾祺、杨绛、钱锺书、阿城、莫言、张炜、格非、苏童、余华、李锐、刘恒等，文采风流，贴近地气。其写法，乃是以传统文化的根底重新观照当代文学，用词、意象，清新有力。每一篇评论皆是文辞优美的散文，更有学养深厚的国学前辈赞为“这哪里是一篇评论，实实的是一篇小说哩。”胡河清曾经说过：“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我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颓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房子里，如寂寞的守灵人，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他写作家洪峰论，结尾有云：故不论洪峰抑仙抑凡，对他的艺术创作生涯来说，赠以西方诗人“玫瑰花正在此时此地”之句，大概都是合适的吧。一洗传统评论的枯燥与理性，而是融入自己的感性与灵思。或许正是这种灵思与感性让胡河清对生命有一种更高的要求。胡河清生前酷爱晚唐诗人许浑的《谢亭送别》一诗，而死亡让此成为了谶语。“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吴方的散文
又一位英年早逝的作者。作为学者，吴方的《尚在旅途》却写的华美丰赡，文辞让人惊艳，意思亦有自己的创见。《尚在旅途》谈人说事，大抵以清末民初一段时间为主，笔下的人物有谭嗣同、梁启超、蔡元培、林琴南、严复、王国维、杜亚泉、辜鸿铭、林语堂、弘一法师、刘半农、周作人、赵元任、顾颉刚、朱自清、俞平伯、梁实秋、废名、朱湘、沈从文、梁遇春、曹聚仁、梅兰芳、张大千、梁思成、高阳等。有意思的是。没见作者谈起胡适与鲁迅，或为此二人已被世间人谈滥？吴方所谈的人物，大多与自己所治的学问相关，他主要的研究方向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文化史。由于了解甚深，故能持理解之同情，对笔下的人物抱有一种关怀，并非某些论者铁桥硬马式的批判。譬如写严复，用的标题是“铁马丁当入梦来”；写弘一法师，则是“夕阳山外山”；评价谭嗣同如是说：“正像他的敢死一样，已经闯入历史，可能比确定他是什么主义更重要。”说林语堂：“也许，林语堂所体验到的人生多半还是比较安逸平静的，所以极乐于引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为同调。最后，他那要免除人们碰壁之厄的幽默，在中国也碰了壁。”谈赵元任：“人已成尘，惟风范长留天地。读其书，犹觉逸致栩栩然，如曹子恒评阮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而其文字，“含蓄绵密、秀美出尘”，仿佛如一席精致的佳肴，让人吃罢口有余香。吴方在散文《卑微的旅行》曾写道：“七十年代有许多日子，我曾躺在山野的蔓草丛中，春天仰望大雁北飞，秋深目送大雁南翔，自己的思绪茫然如荒草渐绿渐黄……”。或许正是这种感性的情怀，让他在评论研究的文章里，写出一种文字之美与思想之通达。可惜，他走的早。人世间往往如此，惟有青山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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