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看先生的为人与为文

听说杨绛过世的消息，我正好在去国家图书馆还书的路上。在借阅区的一个角落，我看到杨绛的《干校六记》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能想象得到，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主人会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被人记起，被人怀念，被人议论几天又被人悄然忘记。但那个人带着那个时代的记忆，是永远地离开了。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英国诗人兰德这首诗的翻译版本很多，最爱杨绛先生的译文。这首诗常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波兰诗人米沃什的《礼物》，这首诗的版本也有很多，我独爱诗人西川的。——诗人往往更懂得诗人。

礼物

诗/[波兰]切·米沃什

译/西川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

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真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同样是经历了巨涛之后的开阔和宁静。同样是遭受过人生困难之后的淡然与坦然。“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这样的诗，适合送给已经在天上与丈夫和女儿会合的杨绛。

然而那样的时代，怎么可能没有泪水？

1969年11月，杨绛本来打算和钱钟书吃一顿寿面，庆祝钱钟书的虚岁六十岁生日，但等不到生日，钱钟书就得下放了。次年七月，杨绛也下放干校。送别钱钟书，有杨绛和女儿、女婿；杨绛下放时，就只有女儿一人送她，女婿得一因为不能捏造名单害人，已经在一个月前含恨自杀。火车开行后，车窗外已不见女儿的背影。杨绛在《干校六记》里这样写：“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这是她极少的一次写自己哭，在她尚还年轻的时候。后来她的不幸并没有因为她的哭泣减少，但她已经不怎么哭了。

无声的哭泣，隐忍的克制。当她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她的笔拥有不枝不蔓的冷静，比那些声泪俱下的控诉更让人动容。

有时候她没哭，捧着这本书的人却不由自主地落了泪。

在干校的工作其实不太艰苦，就是单调，或者是担尿挑粪等知识分子从来不会主动接触的劳动。这对于刚从城市的种种令人恐怖的烈焰中逃出来的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杨绛专管菜园，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钱钟书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

钱钟书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要经过菜园到村上的邮电所。“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钟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杨绛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文学理论里有个词，叫“蕴藉”。李白送孟浩然到广陵，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渐渐消失”的背后，同样是画面的留白，和感情的留白。

不舍、孤单、疼惜，长久的伫立、微微的叹息。她什么都没说，却又什么都说了。

《干校六记》中，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只叫作“小趋”的小黄狗。

在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互信的日子，人与狗反而能发展出一段真挚的感情。这头瘦弱的小狗，因为得到杨绛和钱钟书的一丁半点食物救济，就成为他们忠实的朋友。后来干校搬家，狗不能带着走。有人传话说，他们走后，那小狗不肯吃食，又跑又叫，四处寻找。

反而是狗更有“人性”，这是那个时代最荒唐最黑色的。但杨绛同样什么都没说，她只是在写一条狗，一条让她感觉到温情和依恋的狗。杨绛文字的平淡背后，不是贫乏，阴晴都隐于其中。

杨绛的文字有时明净到有些冷，“不枝不蔓的冷静”，有时又诙谐幽默，但用她所译的诗来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她从来不想去控诉什么、揭露什么，她只是在说，那个时代，不好，我们不要再过那样的生活了。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她不恨。更重要的是，她“不屑于”恨。

这让我想起很多抗战题材的电影，他们都试图去控诉和揭露战争发起者的罪行，却很少用一个人在战争中所经受的苦难，来告诉大家战争本身给人带来的戕害，告诉大家战争不好。

“怨”与“怒”带来的是，新的伤害，新的争执，新的仇恨，左攻击着右，右怒骂着左。形式的变换，不变的是“争”的本质，带来的是新的洪流，给人带来伤痛的洪流。

只有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才会说：“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在历史的洪流中，多少人被裹挟，多少人被激发出内心的恶，多少人不得不作恶，真正能够做到在晚年的时候“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太稀少了。

一次，杨绛想到去留的问题，便问钱钟书，当初如果离国，岂不更好，钱钟书斩钉截铁的说不，他引柳永的词自喻，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87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我们仨》的结束语写道：“阿瑗去世，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钱钟书生前说过，“死者如生，生者无愧”，“我们仨”去了俩，杨绛越来越觉得，这句话值得咀嚼。如今，她也在归途了，“我们仨”再无生离死别，或者，他们早已经看淡了生离死别。

香港著名作家董桥喟叹：杨先生这样的风范，如今真是太少太少了。“我尊敬杨先生是一位择善固执的知识分子。中国当代的风云变幻没有削弱她的良知，个人命运的阴晴圆缺没有动摇她的平和。她留给我们的字字句句，应该珍惜，应该传承。”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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