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大声呼吁女性的觉醒之路：“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当然，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但中国女性的最高理想状态是：不仅要做自己，还有照顾好爱的人。

我独爱杨绛先生，因为她更符合中国女性的最高境界追求，完美的家庭，独立的灵魂，人生的使命感。

一家三口，终将生死离别，年近九十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只剩“独自一人想问题”，因名声在外，旁人看得的是家破人亡，凄惨零落。

杨绛先生幽幽地独自走向自己，“我可以问的人都已经走了”、“只在内心深处自己问自己”......

一个人内心的强大，终极表现是即使走在人生边上，也毫无畏惧。

中国人讲究厚德积善子孙满堂，但还一种圆满即是三人合一。

"我压根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战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先生委己以重任把“我们仨”作为一个整体，谱写了合三为一的人间终章。多少人羡慕她老人家耄耋之年身心俱佳，渴望能得老人家哪怕十分之一的生命勇气，然而，老境福运是前生的汲取，我们普通人学不来。

钱钟书与杨绛先生的伉俪一生都出于她洋洋洒洒的散文，但她自己的那一条人生线，往往如她人一样，隐隐约约影影绰绰的藏在钱钟书之后。

杨绛先生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同时，她也是现代文学界的大师，感谢《杨绛传》，她不再是“钱钟书的夫人”，而是女一号。

生亦不喜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常想出生于旧中国时代的杨绛这般中华巾帼之气从何而来？

首先，该归功于开放平等的家庭教育。

杨绛父亲杨荫杭几度留洋，做教员、律师。有用人，有大庭院，在当时是个有文化的大家庭。杨绛读女校、上东吴大学，考清华，都是自主行为，父亲以此为荣。

家里没有男尊女卑的旧观念，杨绛虽为女儿身，躲过了那个社会环境对女性残酷的摧残。如男孩一样的接受教育，父母亲尊重每一个孩子的发展。

其次，是杨绛对自我意愿的牢固探索。

一个女生可以如愿读书进修在当时实属不易，然而如能遵从自己所愿，选择喜爱的专业，即使如今读书自由的情况下，也属难得。

杨绛爱文学，但初选大学专业时却在其他两个专业间犹豫。想帮父亲选法律，想发展前途读政治。问父亲，父亲希望她能遵从内心，她思来想去选择了政治学。

父亲并未干涉，使得杨绛进一步有勇气探索自己所爱，尝试了学习政治百无聊赖后，毅然决然选择去清华读文学。

在清华园，杨绛结识了钱钟书。如果单从结论倒推来看，这个抉择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命中注定的姻缘，然而，我们却忽略了杨绛为追求自己的梦想所付出的努力，所承担的取舍断离。

在英国牛津陪读的日子，是杨绛婚后首次表现自我立场的一个明显阶段。

钱钟书作为公费生在牛津上学，杨绛本来想就读牛津文学院，可惜名额已满，索性在牛津的图书馆自学读书，当时还有另一个选择，可以去其它学校就读，但杨绛认为两地分居，且经费开销大，便打消此念头。

但这两年的自学阅读，为杨绛打下了深厚的世界文学厚底，也因此掌握了多种欧洲语言。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学习、事业并非一种官方求学思路，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学习动力，有效利用自学资源。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内涵是平时不惹事，遇事不怕事，处事更温和，与人为善，自尊自爱，以实力说话，有中华民族内敛但勇谋的处事态度。

杨绛在牛津生下了女儿钱瑗，住院期间，钱钟书需独自在家。钱钟书把台灯弄坏了，她说“不要紧，我会修”。钱钟书把墨水打翻了，她说“不要紧，我会洗”。

钱钟书在文字能驰骋自如，但在生活里几乎不能自理，穿鞋分不清左右脚，六十多岁才第一次学会划火柴，孩子一般等着杨绛夸奖。

这一段如果放在现代故事里，估计该被女性主义者抨击：女人生孩子已耗费洪荒之力，还要照顾家里不能生活自理的男人，赤裸裸的剥削女性。

但我每次读到此处，都会由衷地感动。

钱钟书对杨绛是依赖的，犯错如孩童般愧疚，对杨绛是尊重的，对杨绛的“不要紧”深信不疑的。能抚平这位文学巨匠心灵焦躁的唯一之人，便是杨绛。

大多数人赞叹钱钟书动笔写《围城》时，杨绛甘做“灶下婢”，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劈柴生火烧饭洗衣，每日等着看钱新写的五百字，她笑，钱钟书也笑，放下稿子，两人相视大笑。

却不知，此时的杨绛早成名于丈夫，几部剧本已得到文化圈人的赞誉。

她初出茅庐，第一个剧本《称心如意》便一鸣惊人，于1943年正式公演，导演是李健吾。杨绛文学功底深厚，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风絮》等剧本，刻画了20世纪初的社会风貌，是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

如果想争，她不会“催他快写”，如果相争，不会钱在屡想中断时“不断督促”，她“急切地想要看钟书写《围城》”，这背后是杨绛承担家务及自己的作品写作时间，我不认为是杨绛单方面的牺牲，是对钱钟书的文学信任，对他的崇拜与期待，不含埋怨与私念，是互相成就。

陶渊明早《形影神赠答诗》中有一句：“纵化大浪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用来形容杨绛甚为贴切，不喜不惧，是钱钟书的家庭避风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充实实力，同时也是文学巨匠杨绛自己。

死亦不悲

人世间的种种沉浮荣辱都已淡去，最爱的丈夫和女儿都已离去，年近九十的杨绛幽幽地说：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接着女儿的遗愿写下了《我们仨》，用接下来十几年的时光，整理钱钟书的书稿、笔记，一页一页的辨认，一张一张的梳理。传记作家罗银胜多次请战为杨绛作传，杨绛都拒绝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不值得你们作家写”，希望学者们多花些功夫研究钱先生的学问。

她不是不值得一提，而是想把最后的时间，依旧留给挚爱之人。

我们思念逝去的亲人，也许只能翻看过去的照片，而杨绛先生思念钱钟书，却可以一字一字阅读他曾经的思想锤炼，过往沉思的痕迹。

杨绛先生低调无争，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不参加任何采访和接待。默默在家中读书、写字、整理模糊的钱先生的手稿。

杨绛先生之所以“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是因为那些安静地难以言表的忧伤都在字里行间，那些无尽的追思，都藏在每一天的钱钟书文集的整理中。

树欲静而风不止，102岁的杨绛先生还是遇到了烦心事，钱钟书一百一十件书信手札被拍卖，杨绛坚决反对，追其问责，在她的坚持下，书信手稿拍卖案结案。

杨绛先生再一次用生者力量，保护了钱钟书的隐私与名誉，铮铮硬骨，再现她温柔坚定的那句“不要紧”。

钱钟书离世时留给杨绛的最后一句话是：“绛，好好里”，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信仰不仅存于宗教，它可以是对人对爱的信仰，是坚持的动力、是行为的准绳，是抚慰人心的力量。如果生时用心去爱，无愧于心，那么死亦无所悲，无所惧，善待曾拥有过的一切，等待时间的破除，让生死相隔，成为一世相守。

写在最后：

如果读过《杨绛传》，就会恍然明其理：杨绛先生的一生事迹之所以动人，不仅仅是因为她是钱钟书的妻子身份，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名号，而是她为人处世的淡薄与内在坚韧。

她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柔美，有中国水智慧，如老子所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像水一样，造福万物，滋养万物，却不与万物争高下。

她更有中华民族之母一般的宽容与豁达，去拯救、维护至高文化精髓，而她自己，就是文化集中者，用一生参与文化，升华思想，直至105岁人生的边上。

先生风骨犹存，照亮后辈奋进之坦途。

—作者：荣荣—

深长缓慢地阅读，长程深入地思考，拒绝短平快失智行为